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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倪桂桦: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

发布者:1309005发布时间:2022-03-07浏览次数:10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朱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助理倪桂桦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1期发表《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与困境》(全文约2.1万字)。

    朱锋、倪桂桦在文章中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将满一年,其中国政策已基本清晰。尽管中国领导人多次语重心长地做美国的工作,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事关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与繁荣历史走向的“必答题”,但拜登政府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利益出发,基于美国国内严峻的政治和社会对立与分裂、严峻的新冠疫情和高通货膨胀率等“内卷化”事实,试图将对华全面、深度对抗和打压政策作为执政亮点,更想要通过对华强硬的“脱钩”政策,重新恢复美国全球高技术制造业生产链和供应链上的中心地位。美国这么做,就是要实质性削弱中国制造业升级和高技术进步,妄图重新拉开与中国的力量对比差距。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具备了国内和国际协同共进、反华和遏华四面出击的基本特点。这正是拜登声言要与中国进行“极限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的含义所在。对此,我们需要有准确、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与判断。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应对美国的多头出击、多元打压,中国必须思考和制定长远和战略性应对策略。

    一、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人权、安全、经济与科技“四管齐下”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四管其下”,正是美国意识到了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今天从东亚到欧洲对中国巨大的贸易依赖的事实,企图重新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优先的战略出发,限制和缩小美国、欧洲和东亚盟国对中国的商业依赖,试图在对华战略对抗中降低经济代价、抑制中国工业和高科技崛起的势头。为此,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一方面以意识形态划线和组织地缘政治的“团团伙伙”,另一方面则同时从地缘经济与地缘科技分裂和制造对立入手,从人权、安全、经贸、科技这“四大领域”同时打压中国,为美国持续性地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谋篇布局。

    与冷战期间美苏竞争不同的是,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需要置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克劳斯·施瓦布指出,所有新技术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自动驾驶、3D 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储能器、量子计算等共同推动了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成为新时代大国竞争的关键因素。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多维一体的全面竞争。高科技作为链接安全与经济两个领域的关键环节,正成为中美之间大国竞争的主要场域,争夺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当前中美竞争的重心。

    (一)高科技和尖端制造业已经成为大国战略能力建设的核心驱动力

    以推动军事技术的迭代更新赢得军事实力上的优势地位,是冷战期间美苏竞争的内在驱动力。随着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日渐式微,其在科技领域对美国不再具有挑战能力,而有能力在科技领域挑战美国的日本又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不构成安全上的威胁。进入90年代,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和苏东剧变,客观上促进了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也带来了新兴技术的全球扩散:借助二战后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新兴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中逐步扩散至世界各国,这也深刻地改变了大国战略竞争的内在驱动力。

    (二)拜登政府的政策和战略精英很清楚,不在高科技和产业链上逐步的“去中国化”,美国将不得不始终承担对华战略对抗的高昂成本

    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除了台海、南海和东海“三海联动”紧张局势和美国加强对华军事施压之外,集中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开放与合作还是闭锁与脱钩之争。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将美中关系定位为“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重在拉拢组织其盟友和伙伴国家建立“抗中联盟”。拜登的与中国“战略竞争”政策,强调国内加大基础设施改善、扩大社会性支出和重建美国高科技产业经济等“重建更美好世界”国内经济再增长计划,辅之以联合盟友与伙伴、更新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挽回特朗普损害后的美国国际声誉等做法,试图全面巩固和扩大美国的对华战略优势。

    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拜登政府在政治上,以意识形态为抓手,在国内凝聚共识力促形成“府会协同”的政策体系,在国外打造“民主国家同盟”共同对抗“异质”的中国;在经济上,通过加大对国内基建及关键行业的投资来提升国内经济竞争力,以“小院高墙”的方式加大对核心科技的保护,拉开与中国的技术差距,以维持对中国的长期竞争优势;在军事上,巩固并扩张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体系,充分利用美日、美韩双边同盟,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激活“五眼联盟”的情报分享功能,以打造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在经济与安全交融领域,理顺行政部门制裁的法理依据、协同国会立法,以切断中国军民融合发展路径为手段阻遏中国的军事科技进步和军队现代化升级。这一系列的布局中,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成为拜登政府中国政策的重心。

    二、拜登政府对华打压政策的基本做法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利用人权、安全借口,在对未来全球产业发展具有核心意义的5G、芯片、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品等方面继续实施对华“脱钩”战略,以保障拜登上台后力推的产业政策、绿色经济政策在美国重新崛起,并保障其在全球制造业布局中的优势地位。为此,拜登力图通过国会构建制度化的对华竞争政策体系,同时联合盟友共同遏制中国,以“极限竞争”的思维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一)打造“府会协同”的强硬反华立法体系,在美国对华人权抹黑等基调下不断推出限制甚至禁止美中正常商业、投资、科技与教育交流的相关项目,并通过各种立法措施在美国的政府与社会体制内大力压缩两国已经形成的交流和联系

    打造“府会协同”的政策体系,是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长期化、制度化的重要手段。拜登政府推出的基建法案与创新政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因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完善、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创新政策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也有助于遏制中国在核心科技领域的发展势头,从而在中长期战略竞争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美国的科技和产业的内在竞争力。

    (二)组建科技领域“民主国家同盟”,试图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内联合更多的国家建立起直接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

    拜登重视其盟友体系在遏制中国方面的战略意义,指出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盟友是“美国最重要的资产”。拜登政府寄希望于在国内大力投资创新以及基础设施振兴关键性产业的同时,以“民主”和“人权”为旗帜构建针对中国的所谓“民主国家同盟”。拜登政府推动“价值观外交”,是其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实践,而在科技领域串联起所谓的“民主同盟”共同对抗“异质”中国,实质上是力图挤压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空间,拉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势头。

    (三)肆意践踏国际准则,以美国国内法为核心全面升级对华科技战、企业战、金融战和文教战

    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进行“极限竞争”的基本手法,是试图全面禁止高科技领域中美原本正常的接触和交流,延续特朗普政府过度的“安全化”思维模式,尤其是对与中国军方有联系与合作的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采取了疯狂的“封杀政策”。阻碍和全面限制理工科专业的中美正常教育和科研交流,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战的重要举措之一,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阻碍,这些政策的效力在拜登政府时期才得以发挥实质性的影响。美国高校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科研水平、培养体系都是全球领先的,拜登此举无疑是意图从基础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层面对中国进行“釜底抽薪”以弱化中国的科研潜力。

    (四)拜登政府企图将中国“边缘化”,强势推进技术标准的全球制定权,以此来进一步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的发展

    技术标准是行业发展的基础性架构,直接影响到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掌握国际标准制定权就是掌握一个行业的制高点和国际话语权,有着极为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战略意义。拜登政府联合盟友争夺标准制定权,有助于西方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地位,以达到将中国高科技企业规锁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战略目的,维护美国的技术霸权。

    (五)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台湾问题上持续挑战一个中国政策的底线,拉拢北约国家介入南海争议,大力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力度,军事上威慑与遏制中国的态势日趋明显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正在不断使出美苏冷战时期的战略筹码,甚至增加印太战略的地缘经济内涵以制造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双重分裂。这已经成为美国当前嘴上说反对“新冷战”、但事实是在行动上准备展开对华“新冷战”的显著标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