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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2016年大选获胜后,台独的势力日益猖獗,使所有关心两岸局势的人士忧心忡忡。尽管有国民党内斗问题,有马英九缺乏行政能力的问题,还有选举中各位大佬的首鼠两端,临时换柱的问题,等等,都多多少少给国民党的选情以影响,但如果不是故意一叶障目,就不能不承认,目前的台湾,台独或美其名曰“本土化”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中国”已经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了。这才是国民党败选的主要根源。

在中国的领土台湾,出现这样的现象,岂非咄咄怪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民党总是如同犯罪嫌疑人一样,从来不敢大声表明自己的立场,只能拿香跟着民进党拜,甚至把敢于说出自己是中国国民党立场的洪秀柱也临时换掉了!

台湾名嘴邱毅曾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当凤飞飞唱“我是中国人”时,台湾大街小巷无数人跟唱,大家唱的热泪盈眶。90年代时,唱歌的人开始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多了。陈水扁上台后,则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中国人多了,现在如果说自己是中国人,则几乎要遭到围攻了。如此的变化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台湾本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众过去并未将自己与中国对立,第二,80年代以来台湾的民众认同逐渐变化,到现在认为自己还是中国人几乎已经等同于“政治不正确”,被要求滚回大陆去了。

短短三十年,台湾的认同意识竟发生了如此翻天地覆的变化,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很多人怪国民党的某种策略不对,或者说用人不当,乃至蒋经国选错了李登辉,等等,当然都有道理,但却并未抓住问题的本质。从笔者的角度看,今日台湾之乱象,完全是由经国先生的决策错误所造成的。

经国先生是华人的骄傲,因为他启动了台湾的宪政进程,并使得华人世界的政治交接第一次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一切源于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解除报禁、党禁,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国民党一党独尊和一党执政时期终结。对此,沈昌焕担心地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淡淡的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句话成为争相传颂的至理名言,甚至也认为经国先生此言使其达到了一种历史的高度。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的评价完全是合理的。

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举世传颂的壮举,也是经国先生从根本上放弃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无奈之举。经国先生为何来到台湾?台湾又是一个什么地方?没有问清这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一味地颂扬其宽阔的胸怀,还引申出没有永久执政党的问题,则难免会“宽严皆误”,后患无穷了。

台湾是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二战胜利后又归还中国的领土。无论国民党接收台湾时有多少是非曲直,但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无论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国民党军队接收台湾,其本质上是“光复军”,是代表二战的战胜国中国接收自己的被侵占的土地。他们的使命,就是让这一块被日本殖民的地方,重新回归中国的版图。在1949年之前,这种使命的正当性与光荣性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有了二二八事件,也不能否认这种行为的正当性。

1949年以后,蒋氏父子由于内战失败而到了台湾,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没有动摇这种光复台湾的正当性。他们不是逃到了台湾,而是“转进”台湾,准备以此为光复大陆的根据地。因此,“中华民国在台湾”,依然是一个理直气壮的说法。同时,蒋氏父子采取各种手段严厉打击台独,有效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功的。同时,在蒋氏父子的威权治理下,台湾有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并最终奠定了今日台湾的经济基础。换言之,台湾战后发展最辉煌的阶段,是在蒋氏父子的统治时期。

然而,由于蒋氏父子“光复大陆”的宏愿逐渐成为梦幻之后,光复军的地位就有些微妙了。实际上,蒋氏父子在台湾一直有两个重要的任务:第一是收复台湾使其成为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二是治理台湾,不仅为“光复大陆”的需要,也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营造起码的条件。要完成这两个任务,蒋氏父子必须拥有绝对的威权,没有这种权力,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存,更不用说打击台独势力了。因为在台湾,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光复军,也就是目前的深蓝,始终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任何一个现实的政治家,都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忽略这一点,就必然失去维护国家统一的阵地。马英九一味打击深蓝,自毁长城的行为,证明了他与蒋氏父子政治境界的差距。早期两蒋对台湾的统治固然带来了白色恐怖,但同时也以强力手段将原本一盘散沙的台湾攥成了一团。这正是他们能在治理台湾的过程中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经国先生在取消党禁报禁,表明自己没有因为一党之私而迷恋权力之时,或许他没有想到,由于失去了对台湾的强制性威权,他已经为台独开启了闸门。这不是一个永久执政党的问题,而是失去强制性的威权之后,代表中国收复台湾的国民党,还能依靠什么力量来制止台独的问题。显然,经国先生并没有考虑到这一问题,也就无意中启动了台独的闸门。

随着党禁报禁的放开,1991年4月,台湾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以后又开启了“总统”的直选,李登辉正式上台。这是一种悖论式的历史进程,它既是社会进步的举措,却也让台独势力可以粉墨登场。自此以后,在台湾,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制止台独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搜寻,能找到一个在目前台湾的选举政治下,可以制止台独的力量吗?很明显,台湾岛内是找不到的,洪秀柱的选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唯一可以制止台独的力量,是大陆。也正因如此,目前的台湾出现了一个人们习以为常,但实际上十分怪异的现象:台湾对世界各国,不仅对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卑躬屈膝,甚至对一些如同菲律宾这样的恶邻,欺负、杀害自己的渔民,都低头哈腰,不敢说一句硬话;却唯独对中国大陆,总是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其诈骗犯被送回大陆,好像也伤了台湾的自尊,似乎只有这个时候,台湾的腰才能伸直一点。这样的怪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这并不代表一般台湾民众的正常心态,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独分子既自卑又虚荣的心里,也暴露出他们对大陆所拥有的不仅可以反台独、甚至可以毁灭台独力量的仇视和胆怯。

而国民党自身,却因为这样的角色转换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对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作为代表中国接收台湾的正大光明行动的光复军,由于要与收复的国土上的居民通过比拼选票来获得合法性,注定是一场悲剧。无论做多少有利于台湾发展的好事,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合理的族群融合政策,在失去控制之后的民粹势力的煽动下,国民党最终都会因为是“外来者”“外省人”而负有原罪。一旦你失去了光复军的正大光明的旗号,无论你多么想拿香跟拜,都只能招人白眼。君不见,民进党尚未正式执政,已经开始鼓噪“转型正义”了。什么叫转型正义?就是否认国民党收回台湾的正当性,要让台独势力的梦想成真。而国民党,作为唯一可以反台独的政治力量,却被代表中国来接管台湾而负有“原罪”,逐渐演变为从大陆失败后溃逃到台湾的政治难民,目前只能乞讨不被独派清算而已。然而这可能吗?转型正义就是要清算这样一批政治难民,因为你们到台湾后不承认自己的难民身份,还要为台独设置种种障碍,因此,对国民党各种坚持反台独的行为,转型正义者必定要清算,目前已经开始清算国民党的党产,马英九下台后,被送进监狱肯定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尽管马英九在每年二二八时都打着黑领带,一副可怜兮兮的悔罪样子,但作为还要坚持自己是中国人而不能为民进党任意消费,他注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于是,人们要问,难道经国先生解除戒严,还政于民的宪政决策错了吗?

这就是笔者想要阐述的主要观点:在一个国家统一与整合尚未彻底完成的国度,盲目地实施宪政和选举民主只能导致国家分裂。这一点,我们不妨从当今世界的老大,美国的历史看看,或许能够对问题有几分清醒的认识。

美国立国后,关于国家统一问题也存在不少争议。关键美国是先有各州,再有联邦政府的。最终在1787年宪法的框架下,美国人寻求到一种州的主权和联邦主权的平衡。结果是,在美国存在着两个主权,联邦的主权和各州的主权。而联邦当局与州当局间的权力划分——州政府以制定普通法为常规——而联邦政府以制定普通法为例外。(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卷,第126-127页)这实质上是一种妥协的主权理论。

然而,当美国进入19世纪中期后,这种实质上的主权妥协理论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原有主权妥协的理论基础是,美国的主权是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政府。这样一来,普通的行政部门或政府都不是真正的主权者,而不过是人民这个真正主权者的代理人,这样就使得主权在州与联邦之间的分割成为可能。但现在南北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对这个过去含混的主权理论双方都要求做出明确的解释。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坚持南方拥有自己主权的理论家卡尔霍恩认为,组成联邦的13州是主权州,它们从未放弃作为独立州的固有属性。最初它们就是主权者,现在依然也是主权者。所以,他反对主权的分割学说。他由此推到出这样的结论,主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分割主权就是摧毁主权”。(小查尔斯·爱德华·梅利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40页)他断言主权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主权只能是单一的,要么就不是主权,由一个或多个半主权的州以及半主权的中央政府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不可能存在的;州不可能部分拥有最高权力的,部分是不拥有最高权力的。它只能是彻底的且绝对是最高的,或者完全彻底为他人所支配;不可能这样一半那样一半。卡尔霍恩运用严密的逻辑强调最高权力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各州最初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它们并未完全放弃这一典型特征,不能通过将权力分为几个部分而放弃主权。结论就是联邦是各州的联合,归根到底各个州都拥有最高权力的全部属性。(小查尔斯·爱德华·梅利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41页)而北方坚持联邦不可分割,坚持州已经将主权上交,但其在理论的论证上似乎反而不那么理直气壮。

与此同时,一种“地方主义”意识在南方发展起来,它在原则上与欧洲许多民族所体会到的民族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要坚持州的权利和宪法自由,坚持不受外来影响的独立要求以及随心所欲地统治所属民众的要求。现在他们简直怀疑,在这个他们曾经协助创立的联邦里面,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还能安稳地维持下去。他们觉得北方人像是些缺乏同情心的、敌对的外来者,而南方像是一个潜在的不同的独立国家。(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至1870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36页)而北方一些州尽管最初也曾有过脱离联邦的想法,但现在北方的大多数人却坚决地要求南方不得分离。同时,北方也坚持认为,联邦政府才应该拥有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

结果,当美利坚合众国跌跌撞撞地疯跑了将近百年后,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看,自联邦建立以来的各州和联邦之间那种权力界定方面的模糊性已经消失,也就意味着联邦成立之初的那种妥协不复存在。

那么,面纱既然已经撕开,联邦就面临着自身命运的选择:是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还是一群分离共存的小国?对于这两种前景,托克维尔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如果只有小国而无大国,人类可以自然更自由、更幸福。但没有大国这一点又无法办到(即不可能的)。这就使世界上出现了一种繁荣国家的新因素,即力量。一个民族如果终日面临着被蹂躏,被征服的威胁,那么它的自由自在的形象又有什么用呢?……小国常常是贫穷的,其原因不在于小,而在于弱。大国常常是繁荣的,其原因不在于大,而在于强。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力量常常是幸福,甚至是生存的首要条件之一。因此,除了某些特定的情况外,小国常常最终要么被大国粗暴的并吞,要么自己联合起来。再也没有比既不能自卫又不能自足的民族更为可悲的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1页。)显然,在北美大陆上的移民,只有联合成为一个大国,才能有效地捍卫自身的利益。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南北战争之前州与联邦的主权分割以及南方是否有权脱离联邦等问题,本质上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了。这样的现实考验着美国精英人物,尤其是美国总统的意志和决心,他能否动员一切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或者以各种借口听任南方的脱离?实际上,要维护统一自然能够寻找到合适的理由,要听任分离也有充足的“宪法依据”。所幸的是,林肯在面临国家分裂的危机时,能坚决用战争的方式来维护联邦的统一——尽管这种战争行为并没有坚实的宪法基础。因为,如果坐视一州脱离联邦,便无法阻止另一州采取同样的行动,最终北美大陆可能会出现一群相互嫉妒,自相残杀的小国,20世纪以后的世界强国——美国,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林肯用战争创造了一个新美国,并在战后通过宪法第14条修正案,终结了联邦二元主义。(陈伟“引发美国内战的司法判决”引自任东来、陈伟、白雪峰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20页。)

因此,在一个大国的构建过程中,维护统一始终是国家生存的第一要义。没有了统一,国之不存,毛将焉附?而美国以后的民主进程,也自此产生了新的政治正确的红线:即任何个人或政治团体,都不得妄言任何可能涉及到国家分裂的议题,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美国社会关于主权的学说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联邦是各州的联合,归根结底各个州都拥有最高权力的全部属性的学说拥有广泛的市场(州既然可以投票决定建立联邦,当然也可以投票选择退出联邦),但在南北战争之后,国家主义者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消融了州主权的概念,主权被看作是”居于单个国民以及由国民组成的所有团体之上原初性的、绝对的、无限制的全面权力“,不可能设想还有其他权力、团体或组织能够对国家控制其国民的权力进行制约,因为能够行使此等权力的权力本身就是主权者。(参阅 小查尔斯·爱德华·梅利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九章“主权和美国联邦“。)

从美国的历史我们或许可以体悟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是绝不能含混的。事实上,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在维护统一的问题上,民主是软弱无力的,甚至在已经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大家只要看看在英国发生的苏格兰独立运动,就不难理解其中的一些微妙之处。而美国没有发生类似英国的一幕,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够正常运行,或许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南北战争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划下了红线——统一是美国宪法的第一要义,谁也不能碰,只要敢碰就是欠扁。而在宪政发展的历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英国,其不成文宪法却未能在制止国家分裂的问题上划下红线,结果就十分难堪了。经国先生在开放党禁报禁之时,也因未能划下一条台湾政界不能触碰的红线——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得使其与中国分立,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由是造成今日之恶果,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尽管经国先生无意中开启了台独的闸门,但台独的命运却始终是悲催的。其原因在于,台湾依然是大国角力的热点之一,台独势力终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中国不可能不收回台湾,任何台独分子都不要忘记这一事实。中国的反台独,已经经历了若干风雨,对各种政治人物、政治组织,以及他们发表的种种言论和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反制措施,然而,面对穿上了“民主”、“宪政”、“自由”马甲的台独,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目前面临的三岛问题,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最具爆炸性的,因为它不可能有什么妥协和谈判的余地,同时,它也与其他两岛问题密切相关:钓鱼岛属于台湾的宜兰县,而太平岛则是南海中最重要的岛屿,所以,台湾问题是三岛问题之纲,抓住了这个纲,所有相关问题就不会扑朔迷离了。事实上,台湾问题也将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美国与中国都卷入了进去,同时,日本这个心怀叵测的邻居也从未停止过对这个宝岛的觊觎。因此,涉及到这一问题的各方,其基本立场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冲突就至关重要了。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不仅仅涉及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中国政府是否具有代表“中国”资格的合法性问题。其中有两个根本的因素,是任何一个政治家也绕不过去的:其一是在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夺取的领土中,台湾是唯一一块“华人领地”,并且一直存在由汉人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华人主体社会;其二是二战结束后,台湾已经在各种公开的场合和条约中,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归还中国的领土。由于这两个因素,除去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利益外,民族情感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因素。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如果“不战”而丢失台湾,无论哪一届政府,都不可能承担由此引发的历史责任。而一些对中国历史背景了解不深的人,往往会低估台湾问题对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敏感性与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轻率行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所以,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的确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由于台湾是一块与大陆有一定海上距离的领土,它是否被中央政府控制,实际上是中国是否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以及中国有无真正的海权意识和现代化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志,甚至也是中国现代化是否成功的标志。由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屈辱经历,列强一直以各种方式控制中国发展的轨迹,并希望中国完全以合乎西方利益的方式发展。结果,台湾作为与大陆有一定海上距离的领土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它一直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被从中国的版图上剥离和“光复”,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权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和日本一直是对台湾有着特殊兴趣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也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两个主要的对手。中美之间在二战期间的合作,使中国终于在二战后可以收回台湾,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又使得中国迅速统一的计划落空。显然,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因素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在中美建交后,与中国发表了三个联合公报,却又与台湾签订了《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 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规定了美国对台湾防卫的义务,尽管北京不愿意承认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地位,但它却是美国继续介入和干预台湾问题的“法源”。这也成为美国多次干预台海问题的合法借口之一。

由于美国在冷战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台湾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尽管对台湾仍然有一种特殊的欲望,尚不敢公开对此进行挑衅。最近日本在钓鱼岛方向上气势汹汹,在南海问题上与菲律宾也勾勾搭搭,但至少目前还不敢在公然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只是找各种机会邀请一些亲日人物如李登辉之类访日,拉拉关系而已。因此,台湾问题在二战后将近60年的时期内,基本上成为中美两国之间角力的一个重要场所。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与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是这种角力的一个明显象征。但最近十多年来,这种双边关系发生了变化:即原来在这一角力过程中并不占据主要位置的台湾“本土势力”,其在“台湾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缘由个中人不难明白:国民党从来不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岛内的其他政治势力却并非天然承认这一点,于是,原来一直在台湾的主流政治之外的台独势力,由于经国先生的失策,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发挥作用”了。

由于其最终目的是要脱离中国,所以,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当局“军事安全”设计的要点,一是极力加入美国战略体系之中。他在任期间,台湾当局在军事战略上的基本设想,是利用美国的对华“双轨制政策”中的消极部分,抓住美国维持台湾海峡“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现状”这一底线,极力宣扬海峡间的军事紧张气氛,异想天开的做着“台独分子惹祸,美国出兵帮忙”;“陈水扁请客,美国人买单”的军事好梦。二是购买西方武器。自1979年元旦“美台断交”至今,台湾向美国采购军火70批,加上向其它国家购买的武器,总数超过360亿美元。而在320大选之后,台北当局又履行对美国的承诺,近期提交前所未有的6000多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向美国购买八艘潜艇、12架P3C 反潜机和八百多枚爱国者3型导弹,五角大楼的现役将领亦将首度访台,美台军事关系似有进一步提升迹象。

但是,由于中国国力的变化,以及马英九政府的上台,陈水扁的“急独”企图落空,也使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角力方式发生了变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向后收缩,但还是不断用各种方式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于是,台湾问题开始进入一种半冷半热的状态。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2002年12月10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也强调,为了保持美中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双方明确坦率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并承认存在的分歧是十分重要的。 海德谈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分歧的三个领域。他说,贸易、台湾和人权是最可能导致美中两国之间产生分歧的三大问题。海德说,台湾在美国国会获得强大支持,因为美国和台湾“都是民主政体”。经过多年的伟大斗争,“台湾人民建立了稳定、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 海德接着说,台湾的成就“值得称道有多种原因,也许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台湾已成为一个真正的、能行使职能的民主政体,通过选举实现权力和平转移——这是考验一个能行使职能的民主政体的最终证明——已是有目共睹的现实。”美国过去一个世纪来的经历“使我们本能地同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结成联盟,深知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 他说,因为这个缘故,“台湾取得真正的民主已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建立了深厚而持久的紧密联系。” 这当然有一点大义凛然的味道,但如果不看到在这种表象后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则未免过于天真。事实上,美国两党中的任何一个派别,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实质性的让步,台湾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枚棋子,对于即将崛起的中国而言,这枚棋子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少,作用反而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二战中美国军队从日本人手中拿过来的,所以,美国人总是天然有一种对台湾染指的心态。要想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中立,显然十分困难,而目前台独分子认为美国人默认其“和平独立”,也不是空穴来风。

由此可见,台湾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变数,就在于它不再是一个双边的博弈,而成为一个三边的博弈问题。其中,台湾的“民主”势力,开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遗憾的是,民粹主义在选举政治中,总是具有某种优势,所以台独势力利用本土意识打选战,所产生的能量和后果也就完全不同了。蔡英文能够上台,可以说,是充分利用了这种民粹意识和本土意识的。然而,无论何种形势的台独,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它引起的麻烦实际上超过了中国历史上很多伟大人物的预想,并成为中国的发展战略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也是二战后对我国现代化问题最严峻的挑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很好解决,那么,它必然会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考虑,如果台湾问题不是由于中美之间的较量,没有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背景的问题,完全只是中国的内政,即无论哪一方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么,可以预测的是,台海的风暴再猛烈,也不会给世界的局势带来太大的振荡。因为这不是一个大吃小的问题,而是双方能够以更加理性的心情和态度来解决分歧的问题。即便一时没有,最终也会有的,甚至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也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九二共识”的产生,大体上表明了这样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中美两个大国的角力,这一问题显然复杂化了,同时,也使台海的问题成为世界在冷战后最大的潜在危机之一。

理解这种复杂化的最重要的钥匙,就在于必须搞清楚中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可以做出妥协的底线在哪里。

对美国来说,台湾明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棋子,把握了台海问题的主导权,不仅可以控制住远东的局势,也可以胁迫中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同时还可以让台湾的政治人物按照美国的意愿跳舞,既可以获得与大陆空手套白狼的砝码,又可以将自己的过时和即将淘汰的军火在台湾卖一个好价钱,这样的好事,显然打着灯笼也难找,因此,美国尽管也宣布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反对中国和平统一,但显然愿意让这一场游戏持久地玩下去。因为,在美国的很多决策者甚至学者看来,台湾问题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只是需要时间罢了。在多次学术会议上,美方学者和官员在与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轻松姿态,简直令人吃惊。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对他们而言,台海问题是一个可以把住大陆牛鼻子轻松散步的小问题,无论如何,都不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大的损失。说到底,尽管有与台湾关系法,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对台湾问题不可能不管(哪怕是做做姿态),但台湾问题毕竟不是美国国家利益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目前的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与马英九上台以来海峡两岸一度呈现的缓和局面有关:台海风波不大,那就让钓鱼岛风波大一点吧,甚至怂恿南海周边的小兄弟跳一跳,同样可以起到牵制大陆的作用。

与美国的轻松悠闲的心态相比,大陆却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由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一个中国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台湾是否独立对中国的政府而言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也是历来中国领导人宣称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根本原因。这决不是做秀,也不是虚声恫吓,否则,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不会将自己逼上一个没有转换余地的位置。同样,中国人大也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一系列动作,恰好表明在这一问题上,大陆不可能具有美国那种悠闲的心态。当然,尽管态度坚决,但也因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牵涉到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非常谨慎,也一直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的纷争。同样,也希望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真正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大陆可以学习台湾很多先进的经验,尤其是社会软件建设方面,台湾也可以分享大陆巨大的市场机遇,真正让血浓于水的同胞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达到共赢。

然而,做出这样决定的谨慎态度往往会被台独分子误解为大陆不敢动武,或不愿动真格的(最近民调,居然有40%的台独分子赞成为台独而战,这些连服兵役都要躲的人,真是把战争当游戏了),这就未免太可笑了。毕竟,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是没有人敢开玩笑的。也决不表明中国领导人可能有别样的选择,正如新加坡的领导人吴作栋所指出的,“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可能在失去台湾后立足。如果台湾执意越过某条红线,中国领导人势必做出反应,否则会遭到人民反对,其结果就是战争,并因此而兴起永远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出现敌对状况。”(联合早报,2004-6-5)大陆在台湾是否独立的问题上是没有退路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这种坚决的态度之下也存在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大陆缺少一种可以逐步表明自己意志和愤怒的方式,或者是一种在国际政治游戏中逐步升级的程序。而以往的种种措施往往并不得法,反而在台湾部分人心目中成为大陆只说不练的应景文章,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对我们自己法律和法律程序的尊重以及相应的执行力问题。

我们既然已经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就必须捍卫它的基本原则。这个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或功能就是反对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因此,任何一种导致这样后果的行为以及其头面人物,都必须受到这项法律的制裁。客观地看,我们的这部法律出台,划出了一条红线,有效地震慑了台独分裂势力,给台海两岸和平发展的局面提供了保障。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在执行或理解这部法律时,依然还存在某些不足。那就是对于可能导致台独坐大的种种言行,没有足够的约束力。比如去年的太阳花学运,穿上了“民主”“学运”的马甲,是否就可以代表“台湾民意”宣扬台独了?比如隐性台独最具杀伤力的篡改教科书问题,坚持不懈地培养出新一代的“天然独”,是否表明我们默认了隐性台独的合法性(相比之下,我们对于日本的教科书问题,都似乎比对台独教材的反映激烈得多)?如果我们对这一系列切香肠的行动始终没有出台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难道是准备让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时才出手吗?

不得不承认,在蒋经国先生无意中开启了台独闸门之后,国民党及其支持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政治难民,甚至外省人的身份也成为了卖台的标志,马英九在台湾随时随地一副祈求宽恕的原罪模样,相信看过电视的人都会有极其深刻的印象,要指望他们来缓和两岸关系已经越来越不现实。随着台独势力在经国先生解除戒严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育”,已经彻底改变了岛内的政治生态,我们面对台独势力的直接冲击已经无可避免,对此不应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在一定情况下,坏事也可变为好事,正如南北战争对于美国一样,南方的分裂最终给林肯提供了一个彻底完成美国统一的机遇,今天台独势力的种种不智举动,焉知不是在重走南北战争之路?也许正是他们的过分举动,最终会加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总之,在一个充满激烈冲突和利益纷争的世界,我们绝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必须以足够的定力,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无论是谁,只要侵犯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就要坚决打击。毕竟,作为民主标本的美国,在处理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时,也并不喜欢投票,而是先问问自己航母的位置,展示展示肌肉再说。我们当然不可能事事效仿老大,但厘清老大的思路,对于我们的决策无疑还是有所助益的。

(来源:《凤凰历史》  2016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