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17陆诗怡金梦沈逸舟文汇讲堂
中国的媒体外宣上要善于设置自己的议题
退休人员余德馨：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中国有很多相关报道，但对仲裁案裁决的具体条文解释不多，所以民众还有很多的疑问，也就容易相信西方媒体的解释。我想请教为何如此？
傅崐成：的确，我们应首先加强对内宣传。实际上此案前后，已经有很多学者、专家甚至政府、大使、外交官在做传播了。但是我们民间传播力度比起西方确实不足。仲裁裁决一出来，我就看到许多西方媒体对中国不利的宣传，还同时传播了很多错误用词和概念，也误导了中国老百姓。不过怎么解决传播上的问题还要问周雷专家。
周雷：首先，看西方的报道，必须要了解和熟悉英语表达的行文规则和报道规则。在民间传播上，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外国媒体经常利用如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民间社交网站平台进行信息传播，容易深入人心。同时，他们也善用网络语言或隐喻。比如此案中，外媒攻击中国时就用了“在沙子上建长城”的隐喻，西方语境中，认为长城在近代不仅没有帮中国抵抗入侵，反而成为中外交流的阻隔，将中国人挡在墙外。这是他们舆论“巧妙”的地方。比较而言，中国对外传播中强调仲裁裁决只是“废纸”，这样的说法中国人好懂有力，但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个显得武断。
其次，与海外媒体“比坏”的逻辑不恰当。外媒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开发破坏生态，中方很多媒体的反驳是：美国、日本等国在海上的开发同样破坏环境。更恰当的批驳可能是：我国在南海问题上主要讨论的是国家主权而不是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就像我们不能说“自由女神像破坏美国风水”。所以中国媒体要注意设置自己的报道议题，不能被西方媒体的舆论带着走。进而言之，提到环境问题，日本在福岛核电站泄漏后，一些国际性会议上，美国人已提出福岛核辐射已经扩散至整个太平洋，并可能危害到南海，那我们为何不由此追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才是对南海政治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者。
最后，仲裁案实际破坏了亚洲的统治秩序。熟悉中国文字的朋友都知道，亚洲的“亚”字原来是十字架形状（亞字是另一种变体），这是表示阡陌交通、按部落的形制建立联盟的意思。亚洲实际上是一个联盟性的、有互相交通的一个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日本毫无疑问起到破坏离间的作用，他们不仅在历史上带来亚洲的灾难，也在现实中破坏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仲裁案中日本也扮演造势者的角色，我们应该由此追问，他们要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80周年纪念日带来什么“纪念品”和反思。
经济生存竞争是美日打压中国的主要因素
傅崐成：这里有一个经济生存竞争的问题，美日对我们的限制是考虑到他们现在的经济总量。美国是老大，日本是老三，我们是老二，老大老三加起来把老二打下去，他们就有机会领先，有助于发展。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心情，但这不是人类的理想，应有一个衡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中国人坚持走自己的路，如我今天进上海报业大厦门口看到的“道正声远”。
若要推翻“南沙诸岛是岛”，需要长期科学勘探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廉德瑰：我们对于南海仲裁案的态度一直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我们知道这个案子背后有日本操控、美国支持，所以预测到仲裁裁决肯定不公平。不过您讲这个结果是荒谬的，且对中国不见得是不利的。那么仲裁员为什么用这种荒谬的办法，做出一个让大家心知肚明真相的判决？另外我想仲裁员釜底抽薪的行为恐怕也是缘于背后的某种压力，这样极端的判决也间接地暗示了裁决的不公正性？
傅崐成：这个问题较难回答，不排除五个仲裁员有这个可能。至于仲裁庭对于整个南沙各岛礁都不能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裁决，表面看有点像赌气的说法。因为实际上要判断这230多块石头到底哪些是所谓的岛，严格定义的岛，哪些只是广义的岛等确切定义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大量资金、时间以及长期现场观察记录才能判断。我曾问一个澳大利亚卫星公司的CEO，卫星图片中能否分辨出哪一块石头是海洋地物中的哪一种？他说没办法，这要花长时间进行反复研究，最好到现场勘察。我又问了另一位哈佛大学地球与行星系毕业的科学家，为什么分辨种类这么难？她说因为仅从卫星照片来看，无法判断岛礁在水面上还是水面下，也无法得知其与水面的具体落差数值。并且每天潮汐水位特征都不固定，仅凭卫星图很难调查。所以我曾经开玩笑说仲裁庭应该要求菲律宾继续出资再花十年八年甚至十八年的时间进行现场观测、船舶调查、印证科学图片、卫星照片，仔细验证到底哪一个岛礁是哪一种海洋地物。不过这样可能导致菲律宾国家破产。所以说南沙群岛是礁的裁决确实是一个草率的错误判决。
中国的历史性水域的主张与俄罗斯、斐济、俄罗斯等国不同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战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屠景芳：您提到我们在南海的主张的重要依据是“历史性权利”，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有些国家，比如加拿大，也就“历史性权利”做出了阐述和主张。这两者有无联系，有无异同？
傅崐成：加拿大有三万多个岛，实际上是很大的群岛。但是因为那些地方终年结冻，所以加拿大就声称这是加拿大的内水，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无害通过权。
但是美国的联邦立法中的规定是，不管水道的性质是内水还是专属经济区，只要水道是连接公海的，这个水道不管怎么弯曲就都是可供国际航行的海峡，因此有过境通行权。这个层面上，我们很支持美国这样的立场。
这和我们今天整个的南海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主张南海的历史性水域的时候，不是面对整片的海域，也不是针对西沙、南沙直线框起来的部分，而是在U形线里面。在这一区域中，我们有很多历史证据，有很多国家行为和民间行为，这些行为保证了在U形线中，我们对海域有历史性权利，国籍归属是中国，船籍归属是中国，税籍归属是中国。这个历史性权利也是写在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里面的。在这个历史性水域里面，我们的主张和立场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比如俄罗斯从未明确地把内水主张反复宣告；跟斐济也不一样，它没有特殊的地理性。我们可参考的应该是国际法院（ICJ）的英国诉挪威争端案，在该案中，挪威主张，自己不只有历史证据，还有客观上的特殊地理条件。而这和我国的立场是一致的，即有特殊的证据、特殊的条件可以证明，临近我国大陆架的岛礁，U形线以内的水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性水域。
前辈划下的U形线为未来和周边国家的海洋和平划界奠定了基础
过去历史性水域一般指的是海湾，都是划成内水。但我们从未当内水主张过。另外，在1947年时，并没有专属经济区这个概念。因此，对这一片特殊的历史性海域，没有其他的名字可叫。所以我们用历史性水域这样一个名词，用这样一个术语来强调我们在这里有特殊的历史证据支持我们的既得利益。
另外，坚持这条U形线，对我们而言是有利于将来划界谈判的。因为一旦要划界，多半不是12海里的重叠了，都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重叠，法律规定最高指导原则是寻求衡平的解决，怎么衡平的解决？就是要把所有因素纳入考量，国家、人口、经济活动等等。因此我们之后在谈判中，就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所以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初我们的前辈划中线，真的是很了不起，不但表现出一个大国公平的气度，而且我们如果最后能够划到中线，那就能很好地和平解决问题。
外媒暗含价值判断，以选择性“揭丑”来描述南海问题
文汇报记者李念：西方媒体是怎么报导我们南海仲裁案一事？中国的媒体在哪些方面需要奋起直追？
周雷：从监控来看，西方媒体基本以对待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姿态来报道事关中国的南海仲裁案。以2016年7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为例（题为：Decision, Maybe Momentous, Nears in Case China Has Tried to Ignore），首先，该文作者对所有争议岛屿均用菲律宾方面的称呼，倾向于承认菲律宾的观点，因为作者直接称呼黄岩岛为“斯卡布罗礁（Scarborough shoal）”，称呼西沙群岛为“帕拉塞尔（Paracel）”。同时在这篇文章中，暗含了12个超文本链接，均链接到批评中国的纽约时报文章。其中，点击文章“China”这个超文本链接，会直接转到纽约时报批评中国侵犯美国在押北京公民人权的新闻。
当比较2016年7月14日《纽约时报》马尼拉现场报道南海仲裁案件，以及7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法国尼斯恐怖事件时，立刻可以看到同样是突发国际舆情事件（仲裁案有预定时期，但是东南亚社会针对仲裁结果的民间回应，仍然是突发新闻（Breaking News），媒体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信息架构”：法国尼斯事件通过事件本身聚焦、社论和评论组合、知名国际观察博客链接、事件延伸分析等方式，用整个《纽约时报》页面讨论了恐怖事件本身细节、恐怖事件与信息安全、法国情报部门的疏漏、恐怖事件如何影响政治、恐怖事件的历史渊源、恐怖事件与宗教关系等诸多方面。
而南海仲裁案公布后的相关国反应文章，《纽约时报》都通过历史争议中的中国岛礁建设生态破坏、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的南海野心、中国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民间的仇华情绪、《纽约时报》记者现场捕捉的“中国霸道”证据等超链接阅读来实现。在同样的话题上，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用了一组文章来解释中国在南海仲裁案背后的各种“丑态”，有的作者直接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粗糙制作的情绪短片链接贴在文章内部——尽管这也是中国民间舆情的现实，但是国际媒体没有呈现大量中国有关南海问题的讨论也是在有理、有节的正常方式进行。
中国媒体在阐述和预测之外，需要更多维度的内部调查
南海仲裁案公布之后，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立刻租了一艘船，跑到菲律宾的海域体验一下中国的“执法”和“海上秩序”，并用短视频、文章、图片的组合方式，对南海现有的秩序进行了现场描述和评论。与中国大部分南海文章都在陆地、办公室、电话采访生成相比，中国的南海事务报道，再一次暴露了机制、体制上灵活性与创造性的不足，除此之外，记者团队海外跨学科兵团作战和单兵突破的能力也显得不够。
中国研究海外事务的人群，总体可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种是在各大海内外高校的师生，他们因为接触资料方便，可以迅速有效的进行各种舆情类、现场观察类、专家访谈类的信息捕捉和搜集；第二种是企事业单位、外交部门的海外驻外职人，这些人通常有具体任务和具体任期在身，他们一般是一个海外游历和海外资历积累的状态在外“潜伏”；第三种是长期或短期派驻在海外各地的记者和调查人员，他们因为报道体例、媒体类型、话语能力的有限，通常只生产有限形式的专题文本。
所以，我觉得中国缺少另外三种人群：第一种是长期在海外独立开创知识基业的财团和知识集团，英美欧日等国家系统培养的人类学海外文本就是一种“知识集团”，英美的各大基金会也是另一种常见的知识集团，他们负责解释、理解、建构一个“西方”知识意义的世界；第二种是通过大量人脉和本地语言执行的原创型研究和知识输出或输入，并直接在海外属地形成独特接受度的知识融入型工程项目或标识性文化项目——例如军港、运河、基地本身，最初都是一种创造性的工程形态，以色列的古代军港和商港残体，都成为了独特的世界级文化遗产；第三种是对于特殊人群和特别事件的长时间跟踪研究和浸泡式研究，例如藏独群体、ISIS、脱北者、欧洲妓女、东南亚毒品网络、缅北的游击者、泰国北部的缅甸低下层人群等。
具体到南海事务，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常见的三种知识人群生产了英美欧日话语体系下的反击型、反驳型知识；各种基本常识加现场目击的阐释型文章；各种采访所谓主流专家的分析型战略预测型文章。但是基本上没有从海边、岛上、军舰里、南海抗议群体中、仲裁法庭内、海外政府内部、海外媒体编辑中心、海外记者群体内部调查基础上的文章。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媒体之后可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