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南海局势错综复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需要怎样的战略思维，才能破解南中国海危局，避免资源之海和历史遗产之海变成争讼、武斗的新热点？ 2015年11月22日，由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舆情平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紫金传媒智库联合主办的《海洋时代国际传播与全球政策讨论会》，在上海举行。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的数十位学者、媒体人就上述话题进行了探讨。会上发布了创新中心2015舆情及策略报告《超越战略遏制 建构海上亚洲》，针对南海舆情出现的综合性问题，倡导南海政策传播学，倡建一个围绕着亚洲海的政策战略传播的协作圈，并提出了解决南中国海危局的另一种思路： 中国应该面对南海仍然存在声索国及争议的历史和现实，将南海所涉及的重大资源、收益、隐形财富、精神价值看作一个区域性的遗产。与南海经济和资源开发所涉及的一切活动，应该首先照顾到这一区域经济活动的环境正义和协同分享型开发的机会，争取创造出更多的南海福利机制；在这一区域分享型和发展正义的理念之下，南海才可能出现真正具有协同、协作、协商的契机，在南海国际协作基金的运行方面，中国应以大国姿态，从战略和细节角度，承担起区域性的国际责任。 南海政策传播学 2015年的南海局势复杂多变，全年热点不断，从岛礁建设、修建灯塔、香格里拉会议、菲律宾海牙国际法庭南海仲裁案、美国军舰巡航南中国海海域、APEC峰会期间的南海讨论等，南海问题事实上已经朝着全面国际化、争端化、军事化、准军事结盟的方向不断发展，为中国的南海主权声索提出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舆情平台注意到，在上述复杂的南海局势下，南海舆情尤其是南海海外舆情，已出现了一些综合性问题。 首先，中国的南海主权声索一直没能主导话语权，而是不断去迎击南海周边声索国，甚至是南海之外国家如美、日、英、澳的话语挑战，中国以历史证据链和高活跃度的岛礁建设为主要线索的南海维权努力，缺少其他国家的有力协同和道义支持，客观上形成了南海声索国互相结盟和协同的机会。 其次，当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南海的主权声索和维护自然就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理子课题――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而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特别是与周边国家涉及争端问题上的国际回应、现实操作，事实上在形成一种南海模式或南海判例，将会被其他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效仿。具体而言，当中国的海外崛起客观上改变安达曼海、印度洋、黑海、地中海、红海、亚太、大西洋、极地等地缘和海缘政治格局的力量均衡时，其他国家会不断通过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模式，来理解中国在海外的扩散性全方位存在，并利用这种既有模式来反制中国。 其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崛起，都面临着一个尴尬――尚无能力建立国际传媒新秩序，当用英文搜索“南中国海”或“东海”、“西菲律宾海”时，真正的话语强势和媒体报道格局仍然为欧美媒体所控。东南亚社会整体上需要寻找更好的语言和文化融合，形成自己的中介语和合作媒体框架，必要时候应该形成新的媒体国际架构。中国只有先建构传播意义上的“亚洲海”，才能暂时搁置刚性的海上资源和主权争端，避免亚洲海域的“加沙化”，，即没有历史承认、没有妥协、没有和平的争讼格局，并同时寻找更多的亚洲海上时代的共同福祉性话题。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舆情平台倡导南海政策传播学。 相关论文认为，作为一种新学科概念，南海政策传播学虽起步，但是具有极为迫切的社会需求和国家治理需求，作为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海外互动日益频繁，中国的海外投资和海外政务已经进入多民族、多宗教、多族群、政治势力派系林立、国际组织多元、利益冲突尖锐的海外情景，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议题混融在一起，与各种隐形力量和看不见人群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海外治理情景。 这时，如果没有细致的媒介人类学、政策传播学或其他同类型的研究支撑，任何一个从属于外交部、涉外团体、企事业单位、民间团队的传统条块分割和活动单元，容易让海外治理陷入一个低效、低质的困境和循环。如果有基于海外民族志、政策传播学、传播人类学、决策科学、海外传播肌理、社群认知和应对的综合性研究，它将通过制度设计、人员管理、工作方式、传播模式、人才引入、社会杠杆使用、知识工具等多方面革新，最大限度保证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和合法利益，同时也保证中国政府各种正当海外战略的有效施行。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播学人和媒体人应该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不仅是学者、记者，而是媒体外交官，只有在此视野之下研究修辞、跨文化传播、信息认知、大数据与网格化社会、数字技术与认知科学、政治传播与媒介治理，才能成为未来中国所需要的传播人才。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舆情平台建议，建立一个围绕着亚洲海的政策战略传播的协作圈，以及一个基于同感认知的协同型知识社区，只有加强南海国家，乃至整个亚洲海洋区域的知识分享、海洋开发协同、民生问题解决、海洋生态治理、海洋经济体建设、海洋文化信仰共同体建设，才能将纷争的南海，转化成具有文明整合和融合意义的“亚洲海”。 该舆情平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中国、美国、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遏制命运三角，而其他南海声索国及周边利益相关国家，围绕这个三角形成进一步的战略协作和遏制集群，造成南海问题上的中国被动和亚洲利益重组受挫，使得南海问题朝向“加沙化”的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未来南海传播的核心战略转型是从历史、记忆转为现实和交互，通过指向当下的媒介信息重塑和互动生成，创造一个新的南海传播之海、信息之海和媒介之海，一个更具对话、协同、共同体特征的“亚洲之海”。 战略思维准备 而在当前南海冲突加剧的同时，欲化解危局，中国政府需要更多战略思维准备。 2015年4月至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双聘研究员周雷进入缅甸和越南进行田野调查，与越南民间、知识分子、英美在越知识群体互动，得以了解2014年越南涉华暴乱背后的复杂因素，并在《超越战略遏制 建构海上亚洲》相关篇章中，提出了中国解决南中国海危局的另一种思路。 周雷认为，从越南涉华暴乱事件可以看出，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交往不断增加的同时，彼此的历史和现实矛盾也不断累积，关键在于这一区域缺少公开、透明、有效、建设性的仲裁、商讨、协同机制，同时在地区愿景、利益共同体方面存在诸多政策空白。 香港独立智库自然力研究院曾提出，中国在解决了上述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后，还应该从制度设计、概念协同、知识生产、经济模式、开发协作等多方面重新设计南中国海的远期战略，争取在不远的未来，形成南海福利机制、南海国际协作、南海分享型社会、资源正义性开发、南海对话机制等多领域的互动新态势。 周雷认为，中国在当前南中国海冲突加剧的同时，还需要更多的战略思维准备。首先，中国应该面对南海仍然存在声索国及争议的历史和现实，同时关注到海洋性和岛屿型国家对海域边界的敏感心理和情绪，针对南中国海九段线与涉及国家距离切近这一现实，以及历史上、现实中海上经济活动频繁、互动的事实，将南海所涉及的重大资源、收益、隐形财富、精神价值看作一个区域性的遗产。 与南海经济和资源开发所涉及的一切活动，应该首先照顾到这一区域经济活动的环境正义和协同分享型开发的机会，争取创造出更多的南海福利机制，这个机制不应该仅由能源巨头、开发企业、能源所供给城市所享有，而是应该首先照顾到南海资源区块周边居民在宗教认同、环境保护、服务及基础设施配套、近海社区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和关切。 南海区域的资源开发，应该记取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漏油、美国康菲在渤海湾漏油、日本福岛核电站因震灾所造成的全海域污染这些惨痛的事实，并因此在资源探测、近海石油勘探及开发、南海基础设施环保建设、远洋运输安全、近海资源服务配套、南海周边渔业开发、近海工业布局、突发事件一级协同响应等多方面形成有效协作和监督。南海甚至应该成立以照顾到这些目的的南海共同基金和南海国际协作基金会。 在这一区域分享型和发展正义的理念之下，南海才可能出现真正具有协同、协作、协商的契机，在南海国际协作基金的运行方面，中国应该以大国姿态，从战略和细节角度，承担起区域性的国际责任。例如可以设计能源与建筑革新、海洋资源与城市化、近海渔民社区生计与海洋资源开发、南中国海互信共同体、能源投资责任和组织行为学研究、南海周边国家生态足迹和生态友好型行为、投资未来――南海经济与安全利益机制、南海共享型开发的远期社会经济学影响等多方面的国际协作课题，在南海争议之外，能创造更多的知识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中心曾在近期召开了一次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专门的南中国海议题，其中中国学者呼吁，中国应该至少在声索国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和商讨的常态机制，如果有正常的对话和南海协商机制，它可以在避免南海国际化的同时，在南海所涉周边国家形成一个良性的意见、建议、策略、批评的生成机制。避免一有情况，便通过民粹式、政治式，乃至街头暴动和骚乱的形式表达诉求和争议，使得局面不断恶化。 周雷认为，通过以上模式，南中国海至少可以开始想象自己不会因为资源和近邻因素，遭遇资源诅咒，使得资源之海和历史遗产之海变成争讼、武斗的“海上加沙”。 南海从政治地缘形态来说，它较为健康的形态是发展成为“亚洲的地中海”，基于类似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抱负，发展具有区域协同性和共生性的南海经济和生活方式。避免将南海的能源和资源片面供给已经畸形的能源巨噬型城市和超级工程，成为不断滋生环境、生态、民生、政治问题的火药桶。 据悉，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为国家“2011计划”首批工程，由南京大学主办，中国政法大学、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参与创办。 (来源：财新网 2015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