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方面相对落后――中方学生不乏在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但是惟独在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国际事务方面，毕业后仍然在这个领域贡献精力并产生影响的人相对美方学生较少。 在杜克大学、纽约大学等高校直接在中国设立校区，中外教育界联合办学成风的当下，似乎没有人再把某一类中美联合办学当作一回事，但是从个人体验来说，我认为霍普金斯大学与南京大学联合创立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仍然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教育存在，并可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2002-2003年，我有幸在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中心学习，转眼之间这所机构即将庆祝自己的“三十岁”生日，由于我曾经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采访它的“二十周年”庆典，似乎比中心校友多一些讯息。现在我已回到南京大学新闻学院和南海中心，转型做环境、媒体和国际政治研究，在平日的研究工作中，因为和中美中心的接触，也因此有一些感想，直接关涉这所机构的未来空间。 一般外人也许不知道这所机构的光辉过去，南京大学的这所中美中心早在1979年就开始筹划，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教育项目，当时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率领高校代表团访问美国，与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史蒂文・穆勒达成联合建立一个教育机构的初步共识，该机构的使命是培养从事中美两国和国际事务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十年过去了，公平来说，这个机构的目标基本达到了，但是原初的设计关键词需要改一下：“培养中美两国的高级专门人才”――但不一定是中美两国国际事务的高级人才，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为如此，中方毕业学生真正从事中美两国和国际事务领域工作的人，相比较美国学生来说，比例有些失衡。 更为有趣的是，这所中美合办机构――南京人一般诙谐称之为“中美合作所”，无意当中见证了国际格局、国际关系、国际办学的诸多转型之机，它因此也需要有未来之变的抱负。 1979年中国和美国联合创立中心，毫无疑问是冷战结束背景之下，通过联合公报、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等事件串联起来的国际关系代际之变，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在这个视点下既是个象征物，也是一个“软外交”式的文化推进。这个时期的中美教育互动、师资往来、学生互动、研究互促，毫无疑问可以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在长期敌对的情境下的破冰和“柔化”产生重要作用。 但是，2015年的中美关系与1979年相比，实在是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这个世界早已经是一个多极、多边、多面向的整合外交时代，任何一个单极和双边架构已经很难存在，这是国际关系变革，也是教育发展的关键词。 每次中美中心校友聚会，大家除了聊中心生活带来的难忘记忆，许多人都有个感受，也就是在职业、眼界、思维轨迹上，中美学生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培养“国际事务高级专门人才”这件事上，中国方面相对落后――中方学生不乏在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但是惟独在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国际事务方面，毕业后仍然在这个领域贡献精力并产生影响的人相对美方学生较少。 细想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和中美合作的《双城记》以及“双边模式”有关，对于霍普金斯大学来说，南大的中美中心是另一个校区功能，它可以使得该校的国际研究多一个学术出海口;但是南京大学并没有对等获得一个进入美国主流外交意见市场的机会，更不要说在任何实质的意义上带来一种中美外交、国际关系的“南京口音”和“中国视角”。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办学方面没有积累自己的方法论，并发展自己的教育抱负，通过三十年的努力系统生成一个影响美国主流国际关系教育界的中国案例、中国语言、中国表达和中国思维;与此同时，中国教育决策和外交部门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可以让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准国际事务、国际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和应用人才。 与此同时，由于双方恪守“双城记、双校制、双边治理”的模式，使它客观上与1979年到2015年周边世界的重大变化脱节，从教育的意义上来说，越来越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缺乏突破和创造性。 在教育实践中，这所中心没有回应中美关系互动之外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尤其是亚洲的多元化和分化、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全球地位变化、第三极势力的崛起等重大命题。 具体来说，南京方面没有使用中国师资、亚洲师资(主要是南京师资)，甚至全球领域中国/美国问题专家的师资来不断升格中美文化中心的学术能量、思辨能力和知识格局。国际意义上，两所机构虽然在教育地位上不均衡，但是在教学资源各有禀赋，美国方面也没有给中美中心更多的赋权和资源配备，使这个机构具有更强的思辨、开创、革新和建设性。 以2002-2003年我在中美中心就读的经历为例，那个时段前后出现了几个重要事情：中国的SARS公共卫生危机、王伟撞击事件、美国911事件等。这些其实是具有重大理论探讨、现实互动和社会介入的时机，都因为两所机构的赋权不足，保守且严苛的管理制度，造成教育和社会应用的时机遗失。 当时的SARS爆发，中美双方出于保护学生健康的善意，突然叫停所有课程，提前解散学生，并在次年将新招学生运往夏威夷“避险”一年，成为中心学员中颇遭人艳羡的“度假模式”。 出于师生健康问题和政治大气候，终止当年学业并次年远遁夏威夷毫无疑问是一个保守和安全的选择，但是这本是研究中美互动，甚至通过中美的教育实践，回应中美两国社会，并进而影响周边世界的绝佳时机。 在1986年中心正式成立到2015年间，发生在这个世界以及中美之间的重大事件不计其数，中美中心或者说中国境内的任何国际合作项目，有没有利用这些时机来生成新的跨学科、跨地域、跨界域的思维挑战和社会应用?如果在2002-2003年不深度讨论美国911深远影响;2003-2004年不深度讨论中国的SARS事件，以及由它预示的中国社会深层问题和公共卫生危机;2015-2016年不深度讨论中美在南海事务上的严重敌对升级和美国亚太再平衡(尤其是由亚洲国家，以及美国之外的第三方国家学者和外交职人讨论中美关系)。 与此同时，如果1986年-2015年之间，乃至未来的中美中心合作办学中，发生在中国、美国和世界的那么多灾难性、偶发性、突发性事件不能得到充分讨论，并形成真正具有价值的教学案例、教学理论、国际关系前沿理论，至少在学术人和“未来高级事务人才”的大脑中得到记录、思考和砥砺，这所机构就已经丧失它的先锋性和实验性。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这类中外合作办学逐渐成为一种“高等级教育社交会所”、“新东方式学术语言培训营”、“为国际大企业提供高级经理人和公共关系人才的培训营”模式的原因：躲避冲突、回避争议、闪避危险、逃避异变――这类机构与其初创的抱负和旨趣逐步远离、渐生平庸、家徒四“避”。 在1986年，一个机构如果有24小时热水、大量英文书、外国教授面孔、国际互联网资源、出国深造机会，那它就是当时中国的最好机构。2015年，任何中外办学项目，只有躲避24小时热水的舒适，进入纷繁复杂的中外社会现实;躲避任何单方教授团队的套路，研究中国、研究美国、研究亚洲、研究世界，而不是研究机构创建者的单边思路和双边文化，才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走出《双城记》，进入靠思辨力、想像力、探索精神、担当精神导航的《远大前程》模式，这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如果这个词汇“政治正确”的话。 周雷，南京大学新传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双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