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国海是中国文化的海上冲击平原和“海上文化三角洲”地带，也是亚洲集体迈向海洋型政治，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政治互动的客厅。南中国海、安达曼海、孟加拉湾、泰国湾等关联性海域，其实质是“亚洲之海”。围绕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争端和“加沙化”，如果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下看，它存在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根源，即中国的“不完全统一”。
1949年以来，中国被事实上的两种继承性政体控制，一个完全控制大陆的历史性政权，另一个是“南渡型”中间过渡政权（或政治体）。因为中国根深蒂固的大陆型权力观念――得大陆得天下，这两个政治集团都极为重视陆地资源的实质控制，但是对于海域型的疆土缺乏足够的远见。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和“回到中原”的政治路数，是相当顽固的“山岳河山型”国祚观。它忘记了中国事实上存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海洋型历史疆域，南中国海只是其中一部分。 中国北疆的额尔齐斯河是唯一流入北冰洋的中国跨境河流，但中国没有通过这一具象的河流纽带，积极介入极地治理。实际上，中国自动忽略了包括在北欧、波罗的海、巴伦支海、格陵兰岛、北加拿大在内的寒冷“极地型区域”的政治治理和社会科技进化的知识。
中国东北亚沿着白令海峡一路向北，是另一个极少照顾的海洋性存在。但由于将自己锁定为一个温带和亚热带型的政治集团，中国基本上失去了在寒带、热带和海洋性季风型气候区，执行有效治理和想象性社会动员的能力。中国还忽视了另一种海洋的存在，即“地质史上的海洋”沙漠。包括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内的中国荒漠，实际上勾连的是一种在内陆上萎缩的海洋。对于这种类型的地理、文化、地质对象，需要许多横向的国家合作和协同。在这一方面，中国基本上单兵作战，缺乏对同类“沙漠海洋型”政权和文明体的合作。 回到南中国海，这个海域在中国大陆型政治集团最强盛之时，是中国文化的海上冲击平原和“海上文化三角洲”地带。中国东海岸线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富庶繁盛之地，而且作为亚洲多条大型河流跨河入海之地，南中国海实际上是亚洲大陆型文化“集体走向”海洋和海岛的历史性文化作业区域。 南中国海目前作为一种资源富集之地，具有无上的财富价值；它还是亚洲国家的海上“高速公路”，是亚洲集体迈向海洋型政治，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政治互动的客厅。在这个意义上，南中国海、泰国湾、安达曼海、孟加拉湾等关联性海域，其实质是“亚洲之海”――前提是，那个基于大陆地理框架、历史境遇、文化关联认知的亚洲还存在。 很多人尚未意识到，海洋的真正意义在于流动和液态边界。印度的远洋运输船在进入巴西里约热内卢时，因使用印度洋的海水作为压舱物，并在里约释放大量携带印度洋生物的海水，造成了严重的生物入侵问题，这是另外一种海洋互动观念。而在政治治理领域，政客仍然用大陆和陆地的观念经营和理解海洋，遗患无穷。 1949年蒋介石政权的南渡和孤岛化，淡忘了已经走向式微的海上疆域和地区性海洋权力。蒋家王朝如果能心向海洋，守住中国的历史型疆域，并积极开拓海洋协同、海洋经济体、海洋聚落形态、海洋文化纽带的海洋型国土观念，将使中国文化因祸得福，获得一个更具勃兴气象的海洋国家未来。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复杂的历史遭际和国际介入，中国没有对海洋进行有效的治理和前沿设计，也没有进行更好的历史协同，导致中国历史疆域的再度崩塌和域限萎缩。 从生态治理、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管理的角度，在珊瑚礁上扩建各类军事用途的设施，本是一种次优选择，但是因为中国本身的历史失误，以及亚洲国家的集体盲目，特别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越来越深陷入“代理型殖民模式”，这个区域已经“加沙化”，分歧和较量因为资源和利益的原因被进一步强化，并非中国一家能够免俗的。 如果亚洲是一种成熟的未来型政治集群，应能处理好亚洲周边的海洋资源，这涉及：东北亚海域的无核化和自由航行，极地治理的国际协同，沙漠之海的跨文明协同，东海治理以及中国海洋经济转型，还有从南中国海横跨非洲东海岸的亚洲历史性海域的协同治理与海洋经济一体化。亚洲必须淡化单一的扩张型、民族主义式的大陆型权力观，系统生成海洋性文明和“亚洲海”机制，这才是南中国海问题的真正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