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马航失联与亚洲信息安全

马来西亚终于在1月29日正式宣布，持续了近11个月的飞行失联灾异属于事故。这对于马航乘客家属来说，是一个再度精神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宣布是一次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程序意义上的例行事务，并不是因重大信息、实物、肇事者锁定，而被物理证实的事故。在某些法律事务人士看来，它更像是为了方便家属理赔的“技术型操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航370由“失联”变成“失事”，不仅是马航乘客及家属苦主的不幸，更是一次事实意义上的“马氏九一一”，它是对中国海外崛起、海外信息安全、海外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挑战，更将深刻改变亚洲区域的政治地理和信息安全的未来。

如果称马航失联／失事为“马氏九一一”，这个恐怖的主体是谁？仔细回顾马航从失联到失事的全部过程，我们看到亚洲国家在地区安全、战略协同、信息安全、政治互信、军事透明、实际治理等多方面的“不在场”和“集体缺席”。在这个民用航空器的失联/失事事件全过程，亚洲国家基本上不掌握核心技术、不产生真正有效的区域协同、无法建立基于突发事件的有效回应和治理。

与地震、海啸、环境污染等物理灾害往往有具体的灾害场域不同，马航事件更是一个软灾难（soft disaster）和“隐形灾难”，它产生的迫害半径和影响领域，不仅局限于飞机失联/失事区域，而是通过此次事件扩散其综合负面影响。

美国的九一一，是因为宗教极端势力所发起的恐怖袭击，它开始了全球政治的新时代，也就是警察时代、监控时代、数据时代和精确治理时代；它的影响不仅在美国及其战略活跃区域，而是弥散全球。

直到现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各级城市，都建立了近似防恐和公共安全的监控网络，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知道，这个网络虽然建立，可是其中的漏洞随处可见，且相对低端。以进出火车站、地铁、飞机的安检为例，中国大部分的安检是例行共事，尤其是地铁系统，安检人员基本上负责挥手和背诵安检用语，并没有形成对危险的有效布控。

中国的信息治理似乎存在一种“箭垛式”特点，也就是说它的信息采集和使用，往往有具体的发起部门、执行部门、配合部门，同时也有特别针对的事由、区域、数据类型，而且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惯性，总体上形成中国的信息安全治理数据，是一种单一指令、单一事项、单一任务为主的线性治理模式。这种情形必然造成大量的脏数据（muddy data），反而增加了守望风险和回应危险的难度。在信息治理方面，马来西亚在此次事件中，更是表现出相当令人惊异的延迟、错乱、低效和无能。公平来说，这种情形在亚洲国家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另一个国家层面，美国因为九一一事件后，任何飞机只要有5到10分钟在任何信息跟踪方面的异常，就将启动警报；而在散漫、失序的亚洲国家范围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形成对数据的第一时间掌握和治理，并形成亚洲区域的基本合作。

据美国《纽约时报》国际版2015年1月1日的报道，国际民用航空协会已经在考虑，更改飞行器的数据输出和共享的国际规则，目的是为了更精确掌握飞机的飞行信息。考虑到涉及国家、产业、部门、程序的复杂，这一过程将很漫长。但是可以想见，亚洲地区已经有了充足理由，在某些领域开始更为严苛的信息管控、监控、测控和干预；这也将增加信息处理的巨额成本――航空专家认为，如果每天把飞机的飞行数据实时传输，考虑到飞行器的数量和密度，将至少需要新增数十亿美元。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航事件不管是否能找到残骸、黑匣子，它都已经产生了实质上的“恐怖事件”效果，并将进一步在亚洲社会漫延一种“马氏九一一”情绪。

2011年10月，中国商船船员在湄公河航道遭到恶性虐杀，涉及黑帮政治、地缘政治、区域经济利益、族群政治等系列问题。但是得益于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一带的丰富治理经验和国际网络，此次事件不仅被强力侦破，并将案犯押回中国受审。事件因此被国际英文媒体解读为中国在湄公河区域实施“门罗主义”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