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视点

吴志远: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传播研究与中国智库建设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09-22浏览次数:1268

 

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传播研究与中国智库建设

――以“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为例

吴志远

南京大学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并做出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与问题,以“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智库建设为例,分析了该智库的协同创新特色,并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南海政治传播策略提出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智库  政治传播

AbstractSince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 new think tank, and made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new think tank, raising its development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emphasizing think tan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soft powe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ese think tank, choosing " Collaborative and Innovation Center of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 as an think tank example, analysed its collaborative and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a specific analysis to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KeywordsCollaborative and Innovation Center of South China Sea studies;Think Tank;Political Communication

一、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智库(Think Tank)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现代智库发端于美国并兴盛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政府和社会。

在世界各国智库中,美国智库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力最大,代表了当今世界智库的最高水平。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4年1月公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最新排名报告,目前全世界共有6826家智库,其中美国拥有1828个智库,占全球智库总量近27%。美国有5个智库进入全球前十名,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排名全球前五位。美国智库长期从事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在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影响公众舆论、引领社会思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致有美国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1]

随着中国全面深化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中国民间智库快速增长。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区域冲突的增多,以对外交流与传播为宗旨的智库项目日益发展,为中国智库的成长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政府职能和执政理念的转变给社会公共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并做出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将智库建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决策支持。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中国主要智库形式将是未来中国智库建设的重点。

然而,纵观全球智库建设,中国智库的发展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对政策的直接影响力与世界一流智库差距显著。根据《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的数据分析:2013年中国智库数量为426个,排名世界第二,但中国智库在全球影响力排名前100名的智库中仅占6个。报道称,近十年来,中国新增了多家智库,但中国智库发展仍处于成长阶段,且各级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智库行政依赖色彩还十分浓厚,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相当欠缺。[2]

根据“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课题组”的研究,总体来说,中国智库目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

(一)智库整体发展水平亟需提升。在智库亚洲排行榜中,中国大陆获6个名次,印度获5个,日本和新加坡各4个,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各2个,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各1个。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人口、国土面积等考量,这一结果反映出的中国智库发展状况,尤其是高质量智库的状况都是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不相称的。

(二)智库经费支持存在双重不足。中国智库发展面临政府资助和国内社会支持双重不足的问题。

(三)智库参与制度化有待加强。智库参与的制度化仍然受限于领导的推动力和智库评价的滞后导致的参与低效现象。

(四)智库成长环境缺乏有序竞争。我国智库发展的舆论环境处于总体趋紧状态。智库开展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发表意见建议都会有很多正式的或非正式潜在的制约,使得智库间不能形成宽松自由的思想创新和锤炼的环境。智库发展舆论环境的总体趋紧,不利于形成智库间思想观点的传播、交流、辩论、碰撞的平台。

(五)智库发展亟需科学化评价。

(六)智库国际影响力存在差距。我国各类智库的政策咨询和研究重点大多停留在国内现实问题上,决策机构往往因现实问题而提出咨询需求,这是智库接受决策机构“拉”的需求而导致的,而且这一情况会因中国所处的社会转型期各类政策问题剧增而持续下去。因此,中国智库整体发展境况中越来越呈现出来的问题是,中国智库习惯于现实性问题而受困于现实性问题,弱化思想、理论层面的创新,导致智库向更具广度、深度、高度的影响力方向停滞不前。[3]

综合当前中国智库的现状和问题,智库作为一种社会决策力量,其意义在现代公共治理中将越来越重要。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决策辅助机构,智库对于政治传播的意义也不言而喻。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有效利用智库加强舆论引导,赢得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成为智库建设与政治传播的新课题。以美国智库的政治传播为例,其主要传播手段包括出版各类刊物、发表文章、政策报告及定期出版学术杂志;举办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应邀公开发表演讲;出席国会听证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提供政策咨询;在大众媒体发表意见等等。对于我国智库的政治传播而言,一方面要学习美国智库的经验,同时要结合本国国情与当前的新媒体环境,建设特色新型智库,在国内外发挥传播影响力。

二、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智库建设与政治传播

建设特色新型智库,高校智库是其重要的载体。2013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教育部主持召开“繁荣发展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包括首批“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社会科学)在内的科研机构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刘延东同志传达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批示。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贡献。

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了“推动协同创新”的理念和要求。2012年5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联合召开工作会议,正式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3年4月,国家教育部公布即“2011计划”的首批入选名单,全国4大类共计14个高端研究领域获得认定建设,相关单位成为首批工程建设体。“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作为首批国家协同创新中心之一,于 2012年10月正式揭牌,在未来将致力于成为一个综合研究南海问题的高端智库。

南海问题涉及高度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众媒体、公共关系的政治传播影响力,对于南海问题的政治博弈无疑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下设专门的“南海舆情监测与国际交流对话平台”,整合优势传播研究学科,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对南海政治传播进行长期系统的监测研究,并形成为决策报告、出版物等各种传播形态。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有关智库建设与政治传播的一项重要尝试。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可以成为未来南海政治传播研究的协同创新特色:

(一)  协同跨学科研究,创新研究内容

高校智库拥有众多的学科资源和人才优势。但是,在现实的智库建设中,这种优势并没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面临着学科建设分散化、专业领域细分化、考核机制单一化、高端人才不足等问题。决策研究“散兵游勇”者居多,力量较为分散,缺乏协同攻关优势,影响了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整体发展水平。[4]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由南京大学牵头,外交部、海南省、国家海洋局三个政府部门支持,联合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拥有充分的学科资源和人才优势,为协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南海政治传播研究可以利用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将传统的学院派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参考,进行理论性的政治传播研究的同时,发挥其即时的实用意义,理论与实践互补。同时又能在协同高校和研究机构中进行学术研讨,以筹办、组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坛、高峰会谈进行民间传播和宣传,创新政治传播研究的形式和成果。

南海问题具有全局性、综合性、整体性,南海研究涉及情报学、海洋学、地理学、地质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军事学等学科。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围绕基础研究、动态监测、战略决策等三大方向,构建“南海史地与文化”、“南海资源环境与海疆权益”、“南海法律与国际关系”、“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稳定”、“南海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南海舆情监测与国际交流对话”、“南海遥感动态监测与情势推演”、“南海问题政策与战略决策支持”八大研究平台,启动南海维权证据链及基础数据仓库建设、南海问题话语权建设、南海预警及应急响应研究、南海战略决策支持、南海高端人才培养五大工程。通过平台间的协同优势,可以综合历史、地理、法律、文化、社会多方面的研究,在进行国际传播研究的过程中,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其他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支持。

(二)  协同国际传播,创新传播路径

南海问题是美国将其战略重心东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在中国周边制造麻烦来平衡中国,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致使中国的周边局势日益紧张,边海安全问题愈加凸显。其背后是地缘政治的博弈。南海政治传播包括对国内的政治传播,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主权、争取国家利益的国际传播。所谓国际传播,是指一种跨国界的在不同国家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而国际传播力,即是一国在国际上建构国家形象,通过媒介等手段传播国家软硬实力的能力。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关于“国际传播力”的相关研究如火如荼,且有很明显的跨学科、跨媒介的表现。但一直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研究主体,新闻传播学科相关的国际传播研究对象还停留于媒介分析、报道内容研究等问题视野上。虽然在具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对策方针上也有大量研究,但总体来说,除了清华大学的国际传播形成了比较旗帜鲜明的研究方向,大部分还是分散的研究。

南海问题为协同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主体和方向。可以预见到的与南海直接有关的国际传播研究话题有:1.南海国际形象建构研究;2.南海冲突舆情监测;3.南海话语权研究;4.南海对外宣传研究;5.南海国际公关策略研究;6.南海智库对外交流合作。

通过系统综合的对南海国际传播进行研究,可以在本研究中心基础上整合协同国内外其他具有共同旨趣的研究学者加盟南海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而相关的研究论文与研究成果也为传播路径的创新扩散带来了机会,可以有效发挥高校智库的亲民性,在国内外政治传播中发挥作用。

(三)  协同人才队伍,创新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高校智库成果对于决策的贡献率较低。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5年来,高校人文社科领域共出版著作约15万部,发表论文约158万篇,其中在国际刊物发表约2万篇。但在这些汗牛充栋、数量巨大的科研成果当中,对决策具有积极影响、真正转化为国家各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咨询报告、政策建议的仅有6万余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或者被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仅为千余份。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高校智库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和参与程度,在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5]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按照构建现代学术组织的要求,健全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对协同创新中心人员招录、聘用、管理和薪酬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充分利用中心学科交叉与融合的优势,建设良好的科研条件和创新氛围,培养出一批具有深厚理论基础、开阔学术视野和对前沿科学问题有敏捷思考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创建一支国际一流、优势显著的高水平、高素质南海问题研究人才队伍。中心在人事聘用和考核评价体系建设上,通过制度创新,从多单位协同的现实出发,实施跨单位认可的制度设计,以激励不同学科、不同单位人员从事跨学科和跨单位的研究工作。实行多种科研评价方式,改变以学术论文和获奖数量为主的评价方式,确立以实际贡献为导向评价制度,鼓励进行政策研究,把撰写政策咨询报告作为成果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6]

这种人才队伍的架构,强调以实际贡献为导向评价制度,对高校智库盛产论文而无实际指导性的策略成果的现状,是一种制度层面的纠正。目的是将过去拿项目“分钱”的思维转变为做事情“挣钱”的思维。对智库生产具有应用价值的策略成果具有引导作用,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绩效方式。

南海政治传播研究从长期看是一项牵涉到政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重要理论研究,但同时,它更是一项与国家政策、战略迫切相关的应用型研究。南海政治传播的直接目的是“建言献策”,要让其机构成员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协同人才队伍,创新评价体系。

(四)  协同影响力,创新品牌价值

美国一流的智库组织不仅能够为政府建言献策,更能在这个过程中为智库本身的品牌注入价值。以美国的兰德公司为例,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先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继而又扩展到内外政策各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成为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兰德”本身已经具有了不可比拟的国际品牌价值。

南海智库建设要协同政府、媒体、高校、NGO等各方面的影响力,成为凝聚社会各界人士的思想库。通过把南海智库打造成有知名度的国际交流平台,利用公共关系和对外传播的手段,吸纳各国智慧作用于中国发展,最终形成南海政治传播研究的国际名片。从智库建设的远景目标来说,只有通过不断协同各种机构、各类人士的影响力,智库的品牌价值才能日益彰显,而这种品牌价值一旦形成,带来的不仅是国际上的品牌价值,更获得了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三、智库力量:新媒体环境下的南海政治传播研究

南海问题作为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涉及敏感的历史问题、领土主权问题、国际法问题和国际关系。近年来由于南海冲突的加剧,南海争端不断见诸大众媒体,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也受到重视。

新的技术手段带来了全新的传播环境,新媒体环境为南海政治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合理规划利用智库力量,开展新媒体环境下的南海政治传播,需要用新的思路借解决问题。

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可以快速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民众,还可将本国的政策、对外方针、重要事件和变化等及时展示给国外民众,亦可积极参与和报道国际重大事件或者所有新闻事件。它除了具有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所具有的功能外,还因其公共性、传播速度快、无国界性等特点,在国际传播中具有比传统媒体更大的优势。[7]

国际传播作为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决定了政治传播的影响力,而新媒体正在成为大众传媒之外国际传播的另一重要舆论场。利用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新媒体研究力量,南海智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创新政治传播研究。

(一)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南海大数据平台。

近年来,大数据(big data)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并命名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与创新。2012年3月22日,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拉动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奥巴马政府甚至将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8]未来一个国家拥有数据的规模、活性及解释运用的能力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甚至将成为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

南海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常规动态化地对南海舆情进行监测。南海舆情监测不仅要监测国内对南海问题的认知与态度,更要监测东南亚国家及美国、日本、韩国等相关国家。在大数据技术背景下,通过整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传播平台监测资源,提供一个便捷、智能、可操作性强的多语言南海舆情信息获取、分析、预测的工作平台,及时跟踪各国官方动态和民间情绪,进行舆情大数据分析与趋势预测,为我国在南海问题博弈上提供决策辅助支持势在必行。

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建设南海舆情数据库,将成为南海中心关键性的基础性工程。南海智库目前已与相关数据库服务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建设中英文及东南亚小语种全面覆盖的舆情监测平台。这一数据库工程。无疑将形成形成南海中心的核心竞争力,也会在国内外吸引一流学者来访。当然,这样一项任务艰巨而长期的工作,需要专业的人员团队与大量的经费投入逐渐完成。

(二)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掌握话语权、提升知名度、增强传播力。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南海问题的研究基本以国际关系为研究基本出发点,整体而言,南海问题的国际因素研究大体以争端国间关系的研究和区域外介入大国影响研究两类为主。这种传统的基于外交关系视角出发的研究,其优势是对形势的判断与预估;其缺点是应对策略停留于国际争端的一般手段,未能很好的整合现代政治宣传方式和传播策略,不能有效的将策略细化为具体的可执行的方式方法。

随着新媒体形态的多样化和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必须转变针对传统媒体的宣传策略。既要抓“大政方针”,更要“细致入微”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如twitter、Facebook、移动智能终端。不仅要能在传统媒体“发声”,更要能在各类新媒体平台上进行“掷地有声”的传播。当然,传统媒体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针对南海舆情环境开展有效的宣传传播,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平台,赢得我国在南海问题话语权上的优势地位。

利用传统大众媒体的“广播”特性,结合新媒体的“弥散”特性,通过智库平台汇聚海内外声音,并专注打造智库国际名片,以积极主动的言论策略在国际公关中进行策略传播。南海政治传播要积极吸纳新技术、新媒介。通过建设粉丝众多富有国际影响力的twitter账号、Facebook账号、新浪微博账号、微信公共号等各种可能的形式,使智库品牌深入人心;并要利用人脉渠道获得能够提升智库影响力的独家信息或政策解读,通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提升智库的知名度,增强智库传播力。

(三)从“南海政治传播研究”走向“大南海研究”,培育学术共同体。

在当前的国内外传播环境下,无论是新闻传播学科还是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学科都不可能形成比较完备的南海问题政治传播大格局,相关论题研究分散,跨学科能力欠缺,因此不能整合形成有一定中心的学术共同体,相关研究很难成为本学科或跨学科的有影响力的议题。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关于南海问题的传播研究,有很多停留于媒介分析、报道分析,基本上还是新闻传播本学科一般研究意义上的新闻报道分析,这类研究对于如何形成指导性的南海传播战略并无统摄性的凝聚力量。还有一类舆情分析研究,针对南海热点问题进行国内外常规舆情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和策略不乏创新,但由于这类研究较为分散,并不能形成为真正的应用价值层面的舆论引导策略。

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南海智库不仅要对南海政治传播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战略分析、建言献策,还要致力于在研究过程中形成未来南海问题研究专门化的政治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通过形成这样一个长期的共同体,使南海传播问题(包括其他涉海国际传播议题)成为一个具有学界共识的长期战略议题。通过在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员淘汰机制上进一步的规范和创新,形成一个声誉卓著的智库共同体。

(四)全球化视野,“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

包括南海智库在内的很多智库研究,虽然只针对某一特定区域或专门问题进行研究,但都必须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即高瞻远瞩的眼光。

政治传播的策略研发不仅要能够对现实问题提供解释和解决思路,还要能够尽可能的使整体的政治传播策略与未来全球发展趋势接轨。这种全球化视野的培育,需要智库不断生产和输入新思想、引入新传播技术和理论。

“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是智库政治传播的一个可实现技术手段。“全媒体”是目前被中国传媒业界重点实践探索,但被学界较少关注的概念。[9]它是人类现在掌握的信息流手段的最大化的集成者。从传播载体工具上分可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网络、电信、卫星通讯等等;从传播内容所依重的各类技术支持平台来看,除了传统的纸质、声像外,基于互联网络和电讯的WAP、GSM、CDMA、GPRS、3G、4G及流媒体技术等等。借鉴国外一流智库机构的“全媒体”传播策略,南海政治传播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

1.与传统媒体开展战略合作,借助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在相关议题出现后及时主动发表观点、评论,引导公众舆论。通过接受广播电视采访、报纸期刊专访、参加电视脱口秀等各种大众传播互动形式在民众中形成声誉。

虽然在今天新媒体日益壮大发展,但以报刊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仍占有舆论宣传上最重要的位置,美国各大智库都十分看重在报刊、尤其是主流权威报刊专栏中的露面机会,这也是衡量智库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指标。

2.建设中英文、东南亚小语种官方网站。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境外重要智库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官方网站,依托官方网站完成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汇总背景资料、搜集受众评价反馈等传播事项。智库官方网站成为面向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政策信息超市和窗口,成为动态汇集多元内容、便于海量网民检索使用的专业数据库平台,成为整合智库全部传播力量的中枢。[10]智库不仅要建设中英文和小语种的官方网站,还要及时更新;从页面的设计到内容的选择都要以全球化的视野来进行制作――一个内容粗糙、错漏百出的智库官方网站对智库的政治传播将大打折扣。

3.定期出版内部参考资料、研究期刊、调查报告,并及时在智库研究共同体内分享,定期向决策部门建言献策。

4.出版南海研究相关专著、知识普及类著作,重点组织一些短小精悍、传播范围广、可读性强的出版物。

5.通过YouTube等各类视频网站进行品牌传播、内容分享。结合南海热点话题制作生动有趣的专题微电影,并在各种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上进行传播。“飞碟说”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飞碟说”是一个原创视频自媒体,选取社会热点为话题,进行视频化的科普解说。因为视频诙谐幽默而一路走红,成为公认的网络视频百科精品。

6.进军社交化媒体。南海智库的政治传播要以生动平实的手段不断进军国内外社交化媒体,包括twitter、Facebook、新浪微博、人人网等,并建立经过认证的社交化媒体主页,善用传播手段,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7.开发智能手机客户端。智能手机APP已成为新媒体的重要载体,许多非政府NGO组织都开发了颇有传播影响力的手机APP,智库政治传播同样应该重视智能终端的应用开发,并及时更新和维护。

8.创意公关与广告宣传。应当深入研究南海争议问题的创意公关与广告宣传策略,研究树立中国现代形象、优化媒体管理结构、采用新媒体、使用国际通行语言等策略。通过创意公关和广告设计宣传,塑造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正面国际形象。

总体来说,在新媒体环境下,南海政治传播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部分。以智库建设和发展为契机,南海政治传播可以为传统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研究领域和议题,同时对国家战略具有现实应用价值。响应国家智库建设战略,高校智库大有可为,别有天地。与时俱进、协同创新发展,让中国的智库走向国际舞台任重道远。必须要掌握富有竞争力的思想、信息,并能够利用一流的传播技术手段打造高端国际智库品牌。

 

注释:



[1] 刘恩东:《美国智库发展新趋势》,《学习时报》,2014年5月5日A6版。

[2] 《外媒:中国智库数量居全球第二》,《参考消息》,2014年1月25日。

[3]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课题组:《中国智库发展存在的问题》,《学习时报》,2014年8月25日A6版。

[4] 朱庆葆:《以协同创新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谈》,《中国高校科技》2014年第4期,第21―23页。

[5] 秦惠民,解水青:《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高校科技》2014第4期,第15―20页。

[6] 朱庆葆:《以协同创新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谈》,《中国高校科技》2014年第4期,第21―23页。

[7] 马胜荣,董梦航:《专业化是网络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电视研究》2010年第9期,第25―27页。

[8] 王辰越:《大数据:未来的新石油》,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http://www.ceweekly.cn/2013/0422/30907.shtml

[9] 姚君喜,刘春娟:《“全媒体”概念辨析》,《当代传播》2010年第6期,第13―16页。

[10] 崔树义:《智库的大众传播操作:由胡佛研究所引申》,《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8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