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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大变局与中国应对的战略思考

发布者:1309005发布时间:2020-01-16浏览次数:105

   特朗普执政不到三年时间,美国变了,世界变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变了。为什么美国变了、世界也变了?因为美国还是国际权力结构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当今国际体系中唯一的主导性大国。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是美国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已经让位于特朗普的白人民粹主义。突出表现在“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内视、美国从全球事务退缩等诸多方面。国际秩序在二战后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由国际主义,或许已经消亡。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二战以后推行的国际战略的核心要素是“自由国际主义”,其基础是美国超前的全球存在的军事力量、美元霸权、价值观及意识形态输出和美国承担强制性干预义务来形成“美国治理下的稳定”,即国际关系理论通常所说的“霸权稳定”。特朗普的白人民粹主义的外交政策基本背离了美国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开始转向一切以美国国内利益为首要目标选择的“美国优先主义”。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开始显现的三个重要特点
   首先,美国对世界事务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完全走向选择性。例如,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频繁“退群”,从叙利亚撤军和支持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进行军事打击。其次,美国奉行“非自由主义”的国际观,这使得原来由美国主导和推动建立的一整套国际制度和规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例如,对于气候变化方面的《巴黎协定》,特朗普甚至声称全球气候变暖是伪命题;国际军控和裁军体制也正在遭遇坍塌的危险。在美国国内,特朗普誓言在总统任期内要使妇女堕胎变成法律严厉禁止的罪行,目前,美国有包括亚拉巴马州在内的三个州议会已经通过了禁止妇女堕胎的法案。美国曾经是世界上进步和开放的重要力量,妇女堕胎不仅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妇女权利保障和追求幸福的结果。一旦美国通过法律严禁妇女堕胎,将意味着人类历史的重大倒退。再次,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重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行为模式。特朗普政府2018年3月对中国挑起的持续的贸易摩擦就是例证。
   从目前的各种态势来看,不论2020年美国选举的结果如何、特朗普是否会连任,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模式还将延续,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基本崩溃,国际权力结构的失衡正在给世界的稳定和繁荣造成空前的打击。
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因美国的霸权式傲慢和自私而造成的国际失序,中国应该怎么办?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和严峻的国际局势变化,中国应如何作为?中国对自己的内外政策应如何选择?这些已远远超过了中国国内发展与安全的意涵,而将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演进产生深刻的体系性影响和作用。
   第一,中国需要重视过去400年世界历史中塑造和改变大国力量对比及国际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工业化和科技创新因素,努力让中国的尖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迈上历史新高度。从18世纪人类开启首次工业革命以来,推动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始终是工业化进程。进入当代以来,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最重要动力始终是制造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中国当前正进入大国崛起进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41年来,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但目前中国依然处在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中低端,只有很有限的部分产业或产业链的局部开始进入高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乃至科技对立来全面打压中国,甚至宣称“脱钩”,就是试图使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始终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以此来延缓中国在国家能力上对美国的追赶步伐。中国需要全力以赴,保持大国崛起的战略态势,让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稳步地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这是中国在大变局的历史过程中,有效延续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谁能占据世界尖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在大变局中真正把握国家间实力竞争的钥匙。为此,中国应紧紧抓住稳经济、促增长的大局,坚持融入世界、提升生产力。将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从中低端持续地推进到中高端,这是中国当前推进大国崛起尚未实现的目标,也是今后中国在此进程中需要全面完成的任务。
   第二,从大变局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科技创新和工业化进程的升级需要国内治理机制的有效升级。过去70余年驱动中国力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多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进步最快、发展成效最显著的工业化大国,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科学、技术、教育和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现代化驱动工业化及科技创新,工业化竞争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教育体制的转型过程。英美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都值得我们吸取。一流的国内创新体制机制,才能带来一流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和措施,对今天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中国继续把握正确的发展航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政策保障。
   第三,要有合理、有效、可持续的战略选择。在大变局中,一方面,中国需继续保持科技创新和工业化向中高端挺进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还要加速体制转型。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决定大国崛起成败的关键。在特定的冲突和压力背景下,如何配置国家的力量要素,如何来定位自己的全球角色,如何更多以兼容和互鉴的模式继续高效推进中国全面融入和影响世界的过程,对于这些问题,当下的中国需要格外清晰、务实和长效的大战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论断中,“百年”是一个基本的时间轴,也常常是重要的时间周期。这个百年周期和中国“两个一百年”的中华民族“复兴梦”恰好高度重叠。为了及时和有效地应对大变局,中国需要从中华民族百年巨变的历史和思想历程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以创新的精神全面推动大变局和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历程。
   中国外交在过去70余年中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中国依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中国”“转型中的中国”和“继续崛起中的中国”。过去71年,我们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949-1978年的中国是“革命主义的中国”,1979-2019年的中国是“发展主义的中国”。从今以后,我们需要迎接一个“创新主义的中国”,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开始强大的中国面临的国内和国际挑战都将更加严峻,面临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历史考验也将更为艰巨,尤其是大国间利益竞争正变得更为严峻和复杂。中国发展到今天,大国崛起不仅是荣誉,更是风险。为此,中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程度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未来中国的崛起道路可能更加坎坷,政府和社会需具备的眼光、智慧和勇气却不能有丝毫松懈。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任务,更需要有时代责任、作为和担当。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进程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涉及中国国内的治理机制结构的根本变革,而且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思维方式,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和打开国门有利于中国发展,所以中国开始“富起来”;今天,我们正在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加强创新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这在过去70余年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迫。(作者:朱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特聘教授)

(来源:《国际展望》,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