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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周雷:一带一路之缅甸——中国如何实践互联互通工程

发布者:1309005发布时间:2016-08-28浏览次数:108

摘要

  从中国在海外所遭到的部分抵制和挑战可以看出,中国的海外政务和海外商务时常被海外知识界和媒体界标签化,即任何一个企业行为时常标记为国家行为或隐形国家行为

  周雷:紫金传媒智库、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双聘研究员

  中国自8月17日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访华之后,双方发布了联合新闻稿,基本上确立了新时期中缅互动的基本原则和关键词:民生、互利、公正、公平、稳定、和解。其中中国特别强调将为缅甸提供更多改善民生,促进缅甸国内包容性增长,特别是实现公平公正发展的帮助。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对象国国内的发展和建设议程找到了新的衔接点——也就是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跨边境经济荣景共享、跨阶层社会公平包容增长的互联互通工程。

  一直以来,中国对外的投资主要重点和亮点都在基础设施类工程,例如高速公路、跨区域高速铁路系统、水电能源系统、矿业与石油化工系统、大型公共建筑系统、信息系统等。

  以本文所调查的缅甸皎漂中缅油气管道、土瓦海港、曼德勒、莱比塘、内比都、仰光为例,中国在缅甸已经树立了在基础设施工程快速而高效的印象,但正是由于这些工程通常都同时有巨大体量,而且社会影响面和媒体传播面较大,它又给中国带来了诸多困扰。应该说,从早年较为热点的金砖五国投资,到目前热点的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再到金砖五国银行和亚投行投资,中国的这种基础设施类超级工程式投资惯性一直存在。

  基础设施的英文是infrastructure,它毫无疑问奠定了任何国别和区域型经济体的物质基础框架,而且由于部分设施处于人群“视野”之外,或是蜿蜒于地下,如“红外线”(infrared)的不可见光一般,成为基础设施的另一重含义。

  但与此同时,基础设施从立项、建设到运营,都与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民生基础、族群矛盾、环保运动、文化象征、党派政治核心议题密切相关,因此它特别容易“吃力不讨好”,或是临时生出变数,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遭遇到的挫折和国际舆论的极化表述已屡见不鲜,缅甸的莱比塘铜矿、中缅油气管道、密松水电站就是典型的案例。

  通过历时近50天的现场调查,笔者认为中国的下一轮海外投资建设应该从此次新一轮的中缅互动和一直以来的一带一路建设总设计思路寻找策略工具,将建设与咨询结合,将咨询与社会意见表达结合,创造一种联通、连接、融合的互通式投资模式,从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转向民生导向的互联互通设施(inter-structure)和“社会连接度”(socialcohesion)建设。

  “互通设施”是基于非传统型安全的跨阶层设施投资

  首先,“互通设施”或“因特设施”作为一种跨阶层的“域际”(inter-sphere)项目,它的基础不仅是经济学意义的增长点和产业集群,也不是政治学意义的地缘节点和军事要冲,而更多是文化亲密性、社会整合度、非传统安全要素考量意义上的跨阶层、跨界域建设。

  因特设施的立项过程就和基础设施不同,它应该基于一线民意和现场调查的原创观点集成和公共议题的总结,指向具体社会问题策略解决的现实视野,旨在达成知识融合和知识转化的公益动机,凭借知识结构优化的海外投资和政府间跨阶层利益互动模式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因特设施的整个工作基础是民意测量、现场调查、关系人座谈、公共参与方案设定、利益多元化解决机制设计。

  例如在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上,中国投资者应该意识到皎漂、若开邦的独特文化特性和文化自觉意识,在建设特区的时候应该充分照顾到本土、本族人的利益表达和文化自尊,并寻求皎漂区域利益与缅甸国家利益的表达机制。应该用社会协同和知识融合的方式来设计皎漂深水港,在建设皎漂区块的时候,应该学习印度人已经在这个区域的长期实践和文化影响,并邀请不同的文化团体和知识团体对皎漂深水港的空间开发模式、社会组织模式、城市形态设计、城市能源供给模式、污染处理模式、海洋物流业态等环节进行协同式设计和建设。避免关起门来搞建设,然后最终发现大量的问题在设计过程中简化,进而激化为族群或国家之间的矛盾,把好事情办成坏事。

  其次,“因特设施”回应的非传统型安全的诸多软性要素,特别是文化亲密性和阶层整合度,也就是说因特设施的建设应该让项目地的族群关系更趋于和谐、阶层矛盾因利益多元化更缓和、文化的间隔和隔阂因为项目设施更趋于和解,与此同时,不同阶层可以形成更为密切、高整合度、强建设性的新“跨际关系”。

  仍以中缅油气管道为例,对于皎漂深水港的设计和建设,应该使用前瞻设计和智慧城市理念,照顾到缅甸当地交通、社区、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的特点,充分照顾到未来缅甸的需求,设计应该具有前瞻性,不要低估缅甸经济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从满足未来缅甸需求的角度,来匹配和配套中国作为一个投资主体的正当需求,而不是简单照搬中国在海南、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建设经验,复制中国的模式。

  目前的皎漂,具有许多优良的旅游性和小城市的魅力,当深水港建成并发展成繁荣的港口和物联基地,势必会形成资源的汇聚和漏斗效应,造成缅甸区域经济要素、族群问题、政治问题的重新洗牌,所以在建造皎漂的时候,适当要与图瓦、仰光等海港的未来建设区分开来,形成皎漂的区域文化特征和安达曼模式。

  把城市现代化、海港城市体、能源枢纽、缅甸智慧城市、缅甸族群文化现代性的多种要求考虑在内,在保护当地文化身份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和建设。做好项目区块、生活区块、外来文化区块、文化过度区块的合理衔接和过渡。目前的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在项目点的社会融入、社会建设、示范项目的口碑、社区建设贡献度、工程的美观性上都尚有余地;新一轮的中企投资应该充分吸取中缅油气管道多国开发的经验和教训。

  “因特设施”是具有互联网思维的项目传播型普惠工程

  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管理”和“半军事化管理”的模式不同,“因特设施”是开放型、讨论型、参与型、互动型、传播型投资共管和普惠模式。传统的政治治理情境下,对外投资、文化交流、政治互动基本上是通过国内政治体系的利益格局展开,由各自政策和项目管理的归口部门单线管理,造成了许多海外项目无法在危机时刻,第一时间集中最优质的资源进行应对。而中国的海外活动往往具有连带影响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环境类、资源类的投资,如果处置不当,会对政治、文化传播、民间交流、旅游、教育、国际协作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从中国在海外所遭到的部分抵制和挑战可以看出,中国的海外政务和海外商务时常被海外知识界和媒体界标签化,即任何一个企业行为时常标记为国家行为或隐形国家行为,在这一意义上,企业家实际上是商业外交主体(businessdiplomacy),但是企业家群体又没有自主解决自身海外困境的政治主导权、决策权、文化及大众传播权、跨国组织沟通权和外交综合素质,他们一般要通过层层汇报、统一口径、照令实施、事后冻结等方式统一与国内的对应治理部门挂钩,无法也不能进行第一时间的有效应对。

  可以考虑整合对口企业和对口部门,协助成立中国海外投资治理平台,系统研究海外投资数据、突发事件、危机管理、风险控制、远景评估、信息转化、策略执行等,按照海外投资合规、首席风险评估官(ChiefSecurityOfficer)和跨阶层协调机构(Inter-structureSocialMediator)、海外跨文化传播、海外现场项目调研、非传统型外交等模块系统配置人员和资源,进行专门的赋能和授权。

  中国企业和政府的海外生存真正需要进行思维范式转化的是企业濡化和文化涵化(entrepreneurialenculturation/acculturation),真正从自身文化特质、文化身份的角度思考自己企业与西方企业和传统企业不同之处,多用文化认知的角度思考自身品牌,多用创新型组织和创意传播的方式组织当地的利益协同机制,甚至开始思考中国儒商体系中的道德基因和文化基因,用于海外的智投模式中来。

  此外,因特设施之所以能够更深入人心,并获得强社会整合度(socialcohesion),是因为它的传播社会学设计和信息处理观念。新形势下的中国海外投资应该是“知识和方法”驱动的,它是独立性、专业性、原创性意义上的“中国本位”——而且这不是一种知识和投资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真正的反思性抱负。我们要通过中国这个研究和建设单位,海外这个思维情境,中国与海外互动所涉庞大对象群体,中国经验作为一种反思路径,中文作为一种思索性语言,目的地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议程规则为项目设计圭臬,生产一种真正原创性,启发社会融合增长的原创型建设力。

  基础设施的建造逻辑容易体现为一种“电子集成电路”思维,即每一种城市构件的营建更多考虑的是一种经济目的,利润和利益的最大化和单一主体化使得基础设施项目容易成为一种“经济体量效果集成器”;而因特设施因为它的人文、跨阶层、跨界域、传播型、互动型特征,真正考虑的是柔软的、心理的、人类学的细节——旨在建造一个人居住的协商化发展的城市。

  例如,同样是建设缅北的光纤通道,从中国方面当然可以说成“光纤丝路”,以切合海上丝绸之路的政治话语,但是在缅甸方面应该阐释成缅北信息高速公路,甚至是利用缅甸民间常用的黄金(Shwe)概念,翻译并建设成缅甸社会整合的信息黄金通道(SuperHighwayandWorldwideE-border/corridor)。从这个意义上,“因特设施”项目将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投资时代典型的互联网思维产物,成为海外“善智理”和建设“慧决策”的普惠工程。

     (来源:《共识网》  2016年8月28日)